“阜爱”的出现，从某种程度上说，意味着阜阳防艾抗艾形势，进入了由“政府独揽”向“社会合力日趋形成”的局面的转变，但从“阜爱”目前的现状来看，激情似乎掩盖了很多潜在的危机。
被“阜爱”改变的孩子
１４岁的丁开敏在别人替他夹菜时，像位小绅士似地说了声“谢谢”，然后再绽开一个灿烂的笑容。而在几个月前，他还是个非常内向的孩子。从北京回来后，他似乎懂事了许多，他开始知道肯德基虽然好吃，但价格却很贵；他还模模糊糊地知道一个有良好修养的人应该怎样待人处事，并且按照自己揣摩来的标准模仿和实践着。
带给丁开敏和与他有着同样不幸遭遇的其他十多位孩子变化的，是一位被他们称为“妈妈”的女士。她叫张颖，是“阜爱”也即阜阳市艾滋病贫困儿童救助协会（以下简称艾滋病协会）的发起人，也是会长。
从今年初开始，张颖几乎就将全部精力放在了这些孩子身上。她忙着带患艾滋病的孩子去北京地坛医院看病；暑假里，她又带丁开敏等１１个孩子去北京过夏令营；最近，她又忙着接待“世界艾滋病联盟组织”委托的独立制片小组，带他们到阜阳农村的一些艾滋病贫困儿童家中去拍纪录片……面对记者的预约，她一脸疲惫地说：“对不起，能不能再稍稍迟些？”
阜阳艾滋病协会成立于２００３年１２月，于今年４月份正式运作，目前拥有以张颖为首的１０位主要负责人，会员单位６家。该协会《章程》中介绍说，他们将“不遗余力地关心救助艾滋病患者及孤儿、贫困儿童；进行有关艾滋病知识的宣教；开展与本协会宗旨相关的活动；同时开办与本协会宗旨相关的实体衍生关爱力量。”
首批纳入艾滋病协会救助范围的１５名儿童，从新学期开始，每人每月可领到４００元的生活救助款，在其他如学习、社交活动等方面也会得到协会的帮助。今年夏天，张颖带领其中１１名孩子去了趟北京，并通过朋友介绍，特地去清华大学拜访了很多老教授，张颖说，她这样做的目的，是想通过这些教授的海外知名度，让更多的海外力量来关注阜阳的贫困艾滋儿童，“清华的教授们十分富有爱心和社会责任感，他们的社交圈里也同样集聚了这样的人，通过他们，我们可以结识一些国际慈善机构。”
“我能为孩子做点什么？”
这些愿意称张颖为“妈妈”的孩子大约有１５名，他们有的是父母因患艾滋病双双故去的孤儿，有的则是单亲家庭的孩子，父亲或母亲因感染艾滋病而离开了人世。在这１５名孩子中，遭遇最惨的则数１３岁的任楠楠。在楠楠１０岁时，父亲因艾滋病去世，２００３年２月，她的母亲也因同样的病离世，２００３年４月，楠楠身体开始出现诸多不适，年底，她被诊断出患有艾滋病，已进入发病期。
张颖说，当她第一眼看到楠楠时，就在心底对自己说——我能为孩子做点什么？
２００３年１１月，致力于为妇女儿童提供救助的美国“半边天”基金会几位董事赴合肥考察，其间，董事会成员之一的美国汉普郡大学教授凯·约翰逊提出，要到阜阳看看当地福利院里的孤儿生活情况，张颖因为精通英语，又是阜阳籍人士，被有关方面安排为翻译，随老太太来到了阜阳。那一次，她们第一次见到了楠楠。
张颖回忆说，那时楠楠已经快不行了，“整天咳个不停，面部、躯干及四肢大面积出现皮肤疱疹，因为高烧，听力严重受损，几乎是奄奄一息”。
楠楠的惨状让凯·约翰逊和张颖震惊不已。
凯·约翰逊教授回到美国的第一件事，就是给楠楠寄来了最新的治疗药。由于国内没有针对艾滋病儿童的专门药物，楠楠发病后一直采用适合成人患者的“鸡尾酒疗法”，不但副作用大，而且效果也不理想。教授寄来的新药，减缓了楠楠病情的发作，将楠楠暂时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
张颖则一心想把楠楠彻底救活。在短短半年时间内，她带着楠楠三上北京，住进地坛医院，让楠楠得到目前国内最好的治疗。８月２４日，刚刚结束治疗的楠楠从北京回到了阜阳市颍州区王店镇的家中，除了还有些咳嗽外，她身体状况已得到了很好的改善。
张颖说：“她现在总算稍微缓过来了，可还是不能掉以轻心，说不定什么时候又会倒下去……你问我为什么要这么做？是啊，她都是个快不行的孩子了，我就是累死也不一定能把她救下来，可我就是不想她死，我要尽可能地延长她的生命，等着人类能够彻底战胜艾滋病的那一天的到来。”说到这里，张颖哭了起来。
因为楠楠，长年经商、对农村儿童尤其是家乡贫困艾滋儿童生活完全不了解的张颖，开始走近这些不幸的孩子，并不时受到发自内心的母爱天性的质问和折磨。一开始，她试着一边过自己的生活，一边帮助这些孩子，很快她就发现，很难做到两全，于是她干脆停了自己的生意，全身心地投入到对这些孩子的救助中。
“阜爱”的困境
“我以前对阜阳的艾滋病现状并不了解，和这些孩子认识后，我经常往农村跑，觉得现实同样让人震惊，我发觉靠我一个人的能力来帮他们，简直就是杯水车薪，于是我想到了能不能成立一个组织，好把大家的力量集中起来，这样能帮助的孩子就会更多。”张颖谈及艾滋病协会成立的初衷时说。
艾滋病协会是阜阳市乃至安徽省第一家防治艾滋病的非政府组织，在此之前，民间力量始终游荡在防艾抗艾体系之外。它的成立，可以看作是社会力量协助政府共同抗击艾滋病魔的发端，意义不可忽视。阜阳市卫生局严副局长评价说：“政府很欢迎这样的组织，也给予了积极的配合……从现在的情形看，未来几年的防艾抗艾资金压力会非常大，如果这样的组织多一些，会帮助解决很多问题。”
尽管民间力量的介入会极大地减轻防艾的压力，但是，因满怀人道主义温情而显得难能可贵的艾滋病协会，正受到越来越多的困扰。
首先是资金压力越来越大。艾滋病协会下属的６家会员单位之一的皇城大酒店，以前由张颖经营，现已停业，正待转让；而阜阳一中、市第二人民医院等非商业性单位，基本无法提供资金支持。张颍也承认，当初之所以召集了这６家会员单位，是因为按照民政部门的规定，成立社会团体组织，其会员单位必须要达到这个数，否则无法登记注册。
其次是该协会的整体运作没有启动，会员单位基本只是挂名，起不到监督和管理的职能，具体工作仅有三位专职人员在做。会员单位之一的阜阳星光珠宝城，其董事长周天杰任协会副会长，记者向其询问协会有关情况，他却无法作出解答。周天杰解释说，由于业务太忙，基本上不过问协会具体运作方面的情况，“协会专职人员很少向我们通报工作内容，我们也无心去问。”
此外，艾滋病协会没有明确的工作目标，没有详细可行的年度工作计划，很多方面的工作看上去更像是个人行为，而非是一个组织的方方面面的合力在奔忙。
张颖本人对协会今后的运作充满乐观，虽然她时常感觉自己正在深深陷入“一对一”救助的狭隘中。她说，“我并不觉得‘一对一’救助有悖于协会的群体救助的宗旨，因为开始总要从具体的孩子身上入手”。
目前，张颖已经从个人积蓄中拿出钱来弥补协会资金的不足。比如每个孩子每月４００元的救助款，１５个孩子每月合计６０００元；带１１位孩子去北京参加夏令营，花费了２万多元；为楠楠继续治疗需要的费用；定期将孩子们召集在一起举办活动的费用……张颖说，她还有些积蓄，可以支撑一段时间，同时她将希望寄托在“扩大协会的影响上，吸引更多的会员单位和资金加入进来”。
□文、图／本报记者 祁海群
楠楠和她的“妈妈”张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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阜阳市艾滋病贫困儿童救助协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