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的完成，奠基在作者积累了近10年对性病艾滋病领域进行社会调查研究的经验、方法、素材和深入思考的基础上。特别是1997年伊丽莎白艾滋病基金会资助的在上海地区开展的《艾滋病与买卖淫参与人员》的实证研究和2001年由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资助的、经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UNAIDS)、我国卫生部和对外经济技术交流中心以及上海、四川、云南等许多地方卫生局、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性病/艾滋病协会等领导与工作人员支持的《中国艾滋病的法律、法规和政策：社会影响和效果》项目中所获得的田野调查资料和分析结果，为本书的写作提供了最重要的保证。

    作者在书中强调：来自无数方面的事实和信息证明，艾滋病之所以能够如此肆无忌惮地向整个人类的生存挑战，主要不是因为病毒本身的强大和顽固，而是社会和人性中存在的各种弊病提供了这种病毒蔓延的环境和条件。要战胜艾滋病，最终当然是要战胜病毒，但在人类医学还没有能够最终战胜病毒之前，首先要战胜的是社会和人性中的弊病：来自社会制度、文化、道德、法律和政策等方面的不合理以及现代人崇尚的“人性自我”中的无知、自私、堕落和褊狭。

    一方面是贫困、愚昧和无知加剧了艾滋病在吸毒、卖血、卖淫和性开放的青壮年人群中隐秘传播的危险；另一方面，对生命的珍爱使人们本能地恐惧艾滋病，希望远离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艾滋病病人；而对名誉的维护，又使人们对检测后可能要承担的风险忧虑重重。恐惧和无所适从加剧了行为的失范；而更多的人，则在艾滋病与我无关的盲目而无知的人性麻木中，固守着对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艾滋病病人的偏见与歧视。

    歧视加剧了隐秘，隐秘加剧了无知，无知加剧了传播。于是在流行病学意义上并不难以预防的艾滋病病毒，利用人性和社会的弊病，表现出如此肆无忌惮地向人类挑战的威力，造成了令全球“谈艾色变”的恐惧。

    今天，越来越多的人们已经认识到，对艾滋病的预防绝不只是单纯的医学问题，更是复杂的社会问题和人性问题；来自人类社会和人性自我的弊病，已经成为艾滋病防治的最大障碍。所以，作者呼吁：提升人类的文明，克服人性的弱点，将是中国战胜艾滋病的首要途径。